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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

2020-04-01 21:21 作者:宋詩婷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他的作品和個性契合了當下的“時代情緒”,這是生前意在“偷偷寫作”的作者本人萬萬預料不到的。

“我是一九二零年生的。三月五日。按陰歷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節。這是一個吉祥的日子。”汪曾祺在《自報家門》里寫自己的出生。今年是他的百年誕辰。

汪曾祺一生沒有一部長篇小說,有的只是寫意的故事,和零零碎碎糾纏于生活細枝末節的眾多散文小品。在反思“文革”的八十年代,他寫出了《受戒》《異秉》這樣風俗畫式的清淡作品,美學毋庸置疑,但敘事能力和思想性的評論標準曾限制了他在文學史中的地位。

 

 

他對此早有自知之明:“寫不出來大作品,寫不出來有分量、有氣魄、雄辯、華麗的論文,這是我的氣質所決定的。”自我剖析時,汪曾祺一定不會想到,在去世多年之后,他的這份“小”反而成了某種時代情緒,緊緊地抓住了當下讀者的目光。

在中國,很少有作家像汪曾祺一樣,以小說、散文、詩歌等多種文體,400多萬字,窮盡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僅以作品完成了自我和家鄉的書寫。

從民國時的高郵,到戰亂時的西南聯大,到失意的上海、被放逐的張家口,再到新時代的北京。他寫故鄉的水和寺廟,大街上的手藝人,寫西南聯大時期苦中作樂的生活。戲曲要談,花鳥魚蟲要談。寫作是個嚴肅的話題,當然也要談。

學者季紅真曾評價汪曾祺,說他是“文化史的寵兒”。“文化史”不僅包含汪曾祺所經歷的新舊交替的時代,同樣包含當下對于汪曾祺的重新發現。這份“發現”里有對美、人情和現代性的追求,也有斷裂傳統與過去的神傷。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閱讀汪曾祺,何嘗不是在閱讀我們所處的時代。

重新發現汪曾祺

今天,汪曾祺前所未有地受到追捧。他的作品和個性契合了當下的“時代情緒”,這是生前意在“偷偷寫作”的作者本人萬萬預料不到的。

高郵這座蘇北小縣城只在汪曾祺的生命里駐留過19年,卻成為他一生小說和散文創作的主要敘述對象。風俗、人情、地貌,手藝人、讀書人、作惡的人,讀他的作品,我以為自己看盡了整個高郵城。

事實上,汪曾祺的世界比我想象中小得多。

剛到高郵,當地研究汪曾祺的名人姚維儒就給了我兩張地圖,一張是手繪的,一張是電腦繪制,后者的商鋪信息更全。“從汪家大宅往東北走是他文章里寫到的文游臺,往西就是去五小上學的路?!懂惐防镒鲅瑹耐醵?、保全堂,《歲寒三友》里的陶家的鞭炮店,《故人往事》里的戴車匠……兩公里不到,汪曾祺文章里寫到的大部分人和事都在這個范圍里。”

我拿著地圖一一對照,的確,這個“不會虛構”的作家幾乎把每個街坊鄰居都寫在作品里了,這個不大的世界被他掰開了,揉碎了,窮盡了。

然而,地圖里的繁華幾乎都不在了,1981年的汪曾祺已經很難在這條路上重溫他書中的景象,今天的我和眾多來尋訪汪曾祺足跡的人更不能。

但還是得走走。

這條路的三個重要坐標是文游臺、汪家大宅和如今已搬遷的縣立第五小學。這三個坐標恰巧構成了汪曾祺的知識譜系。

邊緣作家

1980年,好友林斤瀾將汪曾祺的短篇小說《異秉》推薦給南京的文學雜志《雨花》。稿件一去兩三個月,毫無回音。后來才知道,在編輯會上,稿件沒有通過。因為有的編輯認為,“如果發表這個稿子,好像我們沒有小說好發了”。

晚三個月寫成的《受戒》時運稍好。在完稿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它都是一份“地下讀物”,只在汪曾祺供職的北京京劇團內部和少數朋友間傳閱。“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盡管汪曾祺內心這樣認為,但他與所有剛剛重獲自由的知識分子一樣噤若寒蟬,不認為“一個小和尚談戀愛的故事”能被主流所接受。

一次北京市文化局系統召開的各單位黨員干部座談會上,同事楊毓珉偶然談起了《受戒》,在場的《北京文學》編輯李清泉相當感興趣,非要把小說要來看看。汪曾祺一直與《北京文學》有來往,不好拒絕,就把《受戒》交了出去,并附短柬:“發表這樣的作品是需要勇氣的。”

李清泉當然能嗅到風險,但還是主張刊發這篇小說。安全起見,《受戒》被安排在四條位置,前面排版的是符合主流審美的其他作品??赡苓€是心虛,那期《北京文學》還在雜志末尾發了一篇《編余漫話》,文章東拉西扯了幾件事,但核心要義是為《受戒》背書。“我們爭取盡可能高的思想性,當然我們也就積極主張文學的教育作用。這一點我們希望取得作者的有力配合。但除此之外,我們也還贊同文學的美感作用和認識作用。緣于此,我們在較寬的范圍內選發了某些作品。很可能會受到指斥,有的作者自己也說,發表它是需要膽量的。真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文學和膽量問題結合得這樣緊,常常是用膽大和膽小來進行評價,這是不利于正確闡明問題的。”

《受戒》在忐忑中發表了,一見刊就在文化圈引起了不小的討論。這讓早早收到《異秉》的《雨花》雜志主編葉至誠很懊惱,他趕緊將這篇小說排發,副主編高曉聲也附上了一段《編者附語》:“‘異秉’這個詞,一般讀者會有些陌生,所以作者在文中解釋說,就是‘與眾不同’。這很有意思,我們寫小說,也應該力求‘與眾不同’,否則也不能叫‘創作’。”

《受戒》與《異秉》之后,汪曾祺幾篇講述高郵故事的小說接連發表,文化界評論他作品的人有,但聲量不大。

“當時,汪曾祺的作品是很邊緣的。”1982年,現任沈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特聘教授的季紅真還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研究生,北京作協召開四位北京作家的研討會,她參與會議,并針對汪曾祺的小說作了發言。

發言中,季紅真提到汪曾祺似乎對知識分子有偏愛,寫得沒有像市民人物那樣鮮活豐滿。這個觀點被在場一個已經成名的批評家援引,對汪曾祺展開了嚴厲的批評。“汪先生氣得滿臉漲紅,憋足了力氣只說出一句話——我只是寫了我的一些朋友!”

“當時,無論是批評還是表揚,受的都是蘇俄文學的影響,事實上沒有合適的評價體系來批評汪曾祺的作品。”季紅真回憶。

評論界不知如何對待汪曾祺的作品,在那個傷痕文學、“意識流”小說受追捧的年代,普通讀者也不知如何閱讀他。甚至在高郵,也不止一個人向我提及,雖然汪曾祺筆下寫的都是故鄉高郵,但80年代初,本地知道他的人也不多。

在向我回憶汪曾祺第一次回高郵的經過時,前高郵文聯駐會主席陳其昌覺得,“確實做得有些不周到”。1981年,汪曾祺受高郵市政府邀請,回到闊別42年的故鄉。當時在高郵縣委宣傳部任職的陸建華牽了頭,因為與汪曾祺同父異母的弟弟汪海珊是中學同班同學,他比多數人更早讀到汪曾祺,并有書信往來。在《汪曾祺的回鄉之路》里,陸建華提到,要促成汪曾祺回鄉,“作家”的身份還不夠,他想了個充足的理由:“家喻戶曉的《沙家浜》的作者,就是汪曾祺。”

汪曾祺的第一次回鄉相當低調,甚至在南京中轉時的住宿費都是自掏腰包的。官方活動不多,最重要的一場就是在百花書場的講座。

原《小說選刊》副主編王干當時還在興化教書,他跑去聽過講座?;顒赢斕?,王干早上5點半出發,先乘船,再步行12里路,換汽車,終于在下午2點講座開始前趕到了現場。但像王干這樣熱烈的文學青年實在是少數,百花書場200多平米的場地站了100多人,其中有高郵政府的人,一些本地文化圈的,部分文學青年,還有很多壓根沒看過汪曾祺作品的老老少少。“他們是來看《沙家浜》的作者的。”王干說,那次講座后,他很快寫了一篇汪曾祺作品評論,投稿到《文學評論》雜志,受到編輯肯定。但文章發表已經是三年之后的事了,“畢竟在當時,汪曾祺還不是什么有流量的作家,拖一拖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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