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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長江邊

2020-07-29 12:10 作者:張從志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2020年第31期
南方大水,何以成災

今年7月下旬,多地宣告出梅后沒過幾天,雨帶再次南移,籠罩在了長江流域上空。

7月25日,暴雨襲擊了湖北省恩施州建始縣,城區陷入一片汪洋,造成5人死亡1人失聯。在江西、湖北、安徽等地,許多民垸、圩堤已經緊繃到了極致,人們在破堤和守堤之間猶豫不決。此時,長江3號洪水已經在上游形成,對無數防汛人員來說,新一輪考驗即將到來。

 

發了瘋似的梅雨當然是這場洪水的直接肇事者。根據氣象部門的統計,今年6月以來,長江流域的累計降雨量為近60年同期最多,在不少地方,降雨甚至突破了歷史極值。通過研究近100年來的歷史氣象資料,氣象和水文專家們的確發現,梅雨與長江中下游的洪澇災害關系十分密切。這100多年里,長江流域發生特大洪水的年份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入梅很早,梅雨期特別長,比如1931年、1954年和1998年,今年也不例外。

 

 

其實除了一些特殊的年份,在江淮一帶生活的人每年都要經歷梅雨,習以為常。它通常在6月上中旬到7月上旬末之間,因為正值江南特產梅子成熟之際,這段時間的降雨被稱為梅雨。不過梅雨還有個別名,叫“霉雨”,那是因為這段時間陰雨連綿,濕度大,氣溫高,衣物和食品容易霉爛。梅雨區里生活的人大概都有衣服許久不穿,過段時間拿出來后上面已經長了毛的經歷。這是梅雨給南方人留下的記號。

在全球范圍來看,梅雨是東亞季風氣候區才有的現象。我國大半國土都被季風控制,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分明,祖先們把一年分成了24個節氣。“東亞季風是一個大型的、非常復雜的系統,變化很快,不確定性很強。它不僅受到了熱帶氣候的影響,而且受到青藏高原的陸面過程、高緯度的海冰變化,以及城市化、農業耕作、森林砍伐等人類活動的影響,在不同的年份,季風有強有弱,所以降雨也有多有少。”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教授、氣候學家羅京佳說。

但洪水并不是每年都發生的,因為在千萬年的地質演進中,長江與季風早已形成某種默契:當季風攜帶著暖濕氣流從海上吹來,雨水會大致按照自東向西,先南后北的順序,依次在長江流域落下,在地表匯集后進入江河,所以中下游的來水率先下泄入海,等上游來水進入中下游時,長江和沿線湖泊已經做好了準備。但這種默契不時會被打破,如果降雨不按常理出牌——有證據表明,這種可能性有增大的趨勢——雨帶一直徘徊在長江一帶,上下游、江與湖的來水就會形成惡劣遭遇,從而暴發大洪水。

為了抵御洪水,我們從古代就開始修筑堤防,到今天,已經在長江干支流上修筑了綿延萬里的堤防,還建起了三峽大壩、葛洲壩這樣的浩大工程。我們抵御洪水的能力在不斷提高,但長江可以就此永葆安瀾了嗎?水利專家們很清楚,隨著流域內人口、經濟活動的密度不斷增加,洪水帶來的風險不是在降低,而是在升高。如今在總面積180萬平方公里的長江流域內,生活著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產生了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GDP,其中半數以上的城市都處于原來的洪泛區?,F代城市系統龐雜無比,一環套一環,雖然看似強大,卻更加難以承受洪水帶來的傷害了。

如果再來看整個防洪體系,中國工程院院士、水文與水資源學家王浩告訴我,長江流域的防洪形勢依然嚴峻。長江一年入海的水量超過1萬億立方米,它的很多支流,比如漢江,一年的徑流量超過了整整一條黃河。所以,“長江洪水峰高量大與中下游河道安全泄量之間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如遇1954年大洪水,即使三峽等控制性水庫發揮攔蓄作用,下泄流量還有500億立方米的超標洪量,仍大大超過荊江河段河道的安全泄量,中下游地區需要動用大量的蓄滯洪區分洪??蓡栴}是,蓄滯洪區建設嚴重滯后,當前條件下,大多數蓄滯洪區一旦分洪,損失巨大,難以達到‘分得進、蓄得住、退得出’的要求”。

即使我們信賴的堤防也不是完全可靠的。水流對堤防的侵蝕和滲透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著,而三峽水庫修建后,上游來水來沙條件改變,中下游干流河道正在發生大范圍、長歷時、大幅度的沖淤變化。受此影響,近年來中下游的局部河段河勢調整有所加劇,新的崩岸險情頻繁發生。不過王浩更擔心的是一些支流和湖泊,“因為這些地帶的堤防工程線長面廣、基礎薄弱、堤身質量較差,一旦遇到高洪水位,管涌、滲漏等重大險情較多”。

在我們的采訪當中,城市內澇的問題也頻頻被提起。人們常說洪澇,但“洪”與“澇”是不同的,“洪”是外來客水造成的,“澇”則是本地雨水導致。當我們用堅固的堤防擋住了外來洪水的入侵,發生在內部的內澇卻依舊困擾著大部分城市。在武漢這樣的南方城市,不少人都有淌水去上課、上班的獨特體驗,有的人甚至網購了皮劃艇,就等著暴雨到來后泛舟于家門口。城市內澇當然不是南方城市的“專利”。據統計,近10年間,中國62%的城市發生過內澇,內澇災害一年超過3次以上的城市有137個,基本覆蓋31個省份,全國城鄉年均受災人口在1億人左右。

當我們在關注南方的水災時,王浩提醒我們同樣要注意另一個事實,就是旱災帶來的破壞并不比洪澇災害輕,特別是在北方地區,因缺水帶來的顯性和隱性的損失甚至遠大于洪澇災害。我們在汛期開足馬力,全力泄掉的洪水,在另一個季節或另一個地方是求而不得的淡水資源。因此,如何把洪水資源化,這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在這期封面里,我們分赴長江沿線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蘇、重慶等地,采訪到了不同的人群,他們當中有水利、氣象、工程設計和城市規劃專家,也有很多從小在水邊長大的普通人,他們有的生活在農村,有的成長于城市,每個人都對洪水有著自己的特殊記憶,也在與水相處的過程中產生了不同的個體經驗。我們試圖去了解,水給他們的生活到底帶來了什么?除了傷害,是否還有其他?

我的同事黃子懿在鄱陽湖流域一帶走訪了水災現場,在跟隨沖鋒舟進入被淹村莊的過程中,他首次以洪水的視角來觀看周圍的一切。他觀察到,作為長江進入下游前最后一個“水袋子”,鄱陽湖面臨的人地矛盾依然尖銳,過去“嚴防死守”的抗洪思路正在向“主動進洪”轉變。

王梓輝和劉暢都去了安徽。今年入汛以來,安徽多條支流和主要湖泊都遭受了嚴重的洪澇災害。王梓輝發現,隨著1998年后長江干堤加固和重要城市防洪工程的實施,現在最難解決的問題集中到了圩區。到底是“保”還是“棄”,對當地是一道兩難的選擇題。劉暢關注的則是縣城里的中小水庫。作為長江防洪工程體系當中重要的一環,水庫起著調蓄洪峰的關鍵作用,但一直以來,分散于各地的中小水庫卻面臨發展困境,當老一輩守庫人漸漸老去,它們該何去何從?

劉怡所在的太湖流域今年也早早進入防汛模式,不過在重重考驗下,太湖沿岸地區得以避免了嚴重的經濟損失,這部分得益于相對充足的防汛基建投入。但太湖綜合治理,涉及到的遠不止是防汛。

王海燕采訪了重慶綦江河上的一個水文站,在全國,有12.1萬個這樣的水文觀測站,里面駐守著許多水文站員,他們收集到的數據被傳輸到更大的控制中心,為整個流域的防洪調度決策提供了基礎。

千百年來,我們一直在用圍、堵、截的思路去防御洪水,試圖控制住江河湖泊。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我們是時候做出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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